全球焦点！设计与生活 | 回到未来：女书字体设计研究与字库开发

原创：《装饰》2023年第2期

内容摘要

字体作为数字时代的重要传达要素越发受到重视，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汉字字体问世。但在中国，仍有一些群体长期以来缺乏能够满足其日常基本交流需要的字体，这使其无论在纸媒还是数字媒体上都只能以图的形式传播文本，女书曾经也处于这样的状况。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学者为解决这一问题，总结出一般文种字体设计的通用方法，包括著名的英国雷丁大学教授菲奥娜·罗斯（Fiona Ross）女士，她开创性地强调对文献研究——包括手稿、抄本、印刷字形以及印刷过程——在字体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性。但由于女书并未经历抄本与印刷文本这两个阶段，处于原生态环境中，因此女书的数字化开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难题在西方也较为罕见。本文尝试借助语言学、美学与科学相关联的交叉学科的视角，探索女书字体设计的方法与路径。

(资料图)

关键词：女书、方言字体、字体与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

去年，联合国宣布“国际土著语言十年（2022—2032）”正式启动。随着全球互联进程的加速，地域性文化受到空前的冲击。据统计，全球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而语言的消失意味着文化的消亡。在现今全球使用的七千余种语言中，约四成将在未来几年内濒临灭绝。这些语言中有相当一部分使用文字，而字体作为文字的表象成为挽救文化、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涉及的女书在发现之时，仅在女性之间口传、手写，被私密地使用与传播。2006年，“女书”习俗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随着自然传承人的相继离世（目前仅何艳新一人健在，图1），女书的传承与保护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女书数字字库的开发具有深远意义。女书字体的设计不像汉字字体，面临诸多未知的因素，所以需要不同领域专家的通力协作，所以本文将从语言学、字符集设计学和文字设计学三方面阐述女书数字字体的设计。

图1.设计团队拜访女书传承人何艳新女士，请她按照女书标准字符集书写女字，2020年8月，刘钊摄

首先，要解读女书必须从方言开始。湖南省南部存在较大范围的双方言区[1]，且各县的土话不一致，彼此不易通话[2]。女书就生长于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女书”通常指代多个概念，作为文字、文献和文本的“女书”的指代物均不相同。[3]女书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关于胡玉秀创制女书的说法最盛。[4]近现代，周硕沂[5]、宫哲兵[6]是早期关注并记载女书的学者，之后女书引起了语言学、文字学、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学者的持续关注。

女书与汉字在古籍和现代文献中的文本结构与行款均相同。构成女书文本的基本单位称为女字，与汉字类似地具有等宽、等高的字身，没有连写字形。常见的女字由七种笔画构成，其与汉字的差异体现为直笔的缺席。由于女书没有经历过规范化运动，依据远藤织枝和我们的研究，不同的书写者的笔顺系统并不相同，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的笔顺也有差异。同时，相对单线的传播，导致女书文本中存在大量异体字，这些异体字之间大部分可以自由替换，但也存在反例。何艳新曾告诉我们，“花”这个字有两种写法。她小时候写了四个点的“花”，母亲看到很伤心，后来外婆告诉她，五个点的“花”表示愉悦，有“五朵金花”的寓意，而四个点的“花”表达的是哀伤。（图2）

图2.图左为语义相同的异体字，对应汉字“写”，城关话读音为[sie35]；图右为语义不同的异体字，均对应汉字“花”，城关话读音为[fɯə44]

要想让一个文种进行数字传输，首先需要解决它的编码问题。编码是现代字体设计最重要的技术属性之一。在数字时代，文字在计算机中以编码的形式存在。计算机软件通过读取文本编码得以解析文本，并通过读取字体文件展现每个字形的样式。[7]因此，文本可被计算机表示的首要条件在于文本使用的字符被注册进字符集中。通用规范汉字的编码问题早已解决，但对女书而言，则须从零开始。2007年8月，清华大学赵丽明团队以中国国家体（National Body）名义向WG2[8]提交了第一份女书编码提案（《将女书编入通用编码字符集的第一平面的提案》[9]）。在编码女书的过程中，赵丽明团队建立了一系列证据链条，使得每个女字都有据可查。首先，他们用两年时间从近千篇女书原件中遴选、编译、整理出650篇文献，扫描、影印、出版了《中国女书合集》。其次，对这些文献中各女字的读音、含义与对应的汉字信息开展字频统计，出版了《女书用字比较》。再次，对字频统计的结果进行字位归纳、正字选定，出版了《女书读本》。最后，将《女书读本》的“女书基本字与字源考”列表中每一项的字头对应为一个字符，形成当前版本的女书字符集。经过中外专家对提案的检查和研讨[10]，2017年12月，397个女书字符进入国际标准字符集[11]。这对女书的信息化研究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标志着女书正式迈入数字时代。

只有解决了语言学和字符集设计学的问题，女书的数字字体设计才成为可能。此时恰逢谷歌邀请我们设计传统风格的女书，由此使我们得以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个神秘的文种。女书字体在设计层面上有很多挑战，我们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风格的界定、字形的辨析、匹配的设计、菱形结构设计、超框字体的竖排，以及字间距设计等。

第一，是风格的界定。女书的设计工作是从梳理其在各个时期的风格流变开始的。若以汉字风格流变的思维去看待女书，那么对“传统风格”的定义应该是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书法风格。当下在女书的发源地以及全国的女书笔会、文创、店铺招牌上，毛笔书写的书法风格也的确是主流形式，甚至是唯一形式。但当我们开始调研女书的文献与文物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分析湖南博物院的藏品（图3、图4）以及几位自然传承人的笔迹（图5、图6），不难发现，传统的女书通常以棍子笔、钢笔、圆珠笔等硬笔为主要书写工具，这导致女字的笔画始终粗细一致，偶见毛笔书写的文本，其处理也较为随性。在当代，女书的字形趋于艺术化，开始使用毛笔书写和创作，并讲究笔锋的处理。江永女书形象大使胡欣便一直用毛笔创作（图7），开创豫派女书书法的王澄溪也是如此（图8）。这体现出女书此时逐渐受到其他省艺术家，特别是女性书法家的关注，逐渐具备跨地域性。因此，传统女书字形的笔画宽度一致性、无顿笔性使得谷歌发布的Noto Sans Nüshu字体和Noto Traditional Nüshu（图9）风格趋同，这正是因外部视角对传统性产生的成见所致。其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也似出乎谷歌意料之外。

图3.清女书册页佚名湖南博物院藏朱奎拍摄

图4.民国女书册页佚名湖南博物院藏朱奎拍摄

图5.近代义年华（1907—1991）书信赵丽明藏

图6.近代阳焕宜（1909—2004）诗歌赵丽明藏

图7.当代胡欣女书书法《女书规范字书法字帖》第176页 

图8.当代王澄溪女书书法《女书书法大字典》第564页 

图9.女书无衬线体（Noto Sans Nüshu）和女书传统体（Noto Traditional Nüshu），陈月制图

第二，是字形的辨析。国际标准字符集对女书字符的收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全盘接纳女书的示例字形开展字体设计工作，由于从女书手稿、文献[12]，到国际标准字符集码表上女字的字形，每一步都有可能出现讹误，因此字形的整理工作并未结束。首先，依据中国专家8年期间提交的全部提案，我们整理了“女书提案字形索引表”，如图10所示。表中给出各份提案中出现过的全部字形以及为其预设的字符集码位，由此可追踪每个女字字形的编码情况。然后通过对各方面资料[13]的收集整理，我们编订了“女书文献字形索引表”，如图11所示。通过比较研究，进一步研判字形。最终，我们发现2017版的国际编码字符集码表中有22个示例字形不够准确（图12），在2022年撰写提案提交国际编码组织并通过审议。[14]通过设计项目反作用于文字的标准化整理，这成为字体设计师与编码专家跨界合作的意外成果。其次，国际标准字符集选择多种文献集字而成，风格迥异，示例字形的笔画粗细、笔画倾角、字形大小不一，在参照这些字设计风格统一的字体时必须有一整套设计原则与方法。

图10.女书提案字形索引（节选），姜兆勤制表 

图11.女书文献字形索引（节选），姜兆勤制表 

图12.2017版的国际编码字符集码表中的22个示例字形，刘钊制图

匹配设计是设计师最开始的工作。传统的女书是等线字体，我们需要将其与风格近似的谷歌Noto Sans家族字体匹配。通过对Noto Sans CJK中文字体和Noto Sans拉丁文字体中字重、笔画端点、书写速度、字形比例等多个方面开展分析，逐一确定女书传统体的基本属性。女书笔画的弧度、点画和圆圈参考了Noto Sans拉丁文字体，与其保持风格一致。（图13）传统女书的点由硬笔书写，不具有方向性，和汉字的点在设计上有很大的区别，所以点笔画的风格应当靠近拉丁文，而非汉字。

图13.女书字体与谷歌Noto Sans家族字体的匹配，刘钊制图

女书具有独有的菱形结构。女书的字身框并非直立的正方形，这使女书可被称为“中式意大利体”。带有女书特征的倾斜的字身框呈左低右高的整体趋势，但其字形结构的轴线是垂直的，具备一种斜而不倒的菱形结构。由于女书的笔画大多为左斜和右斜，笔画的倾角如果各不相同，便会使字体缺乏字形连贯性，这给设计带来新的挑战。结合文献我们发现，从左向右运笔的笔画倾斜弧度小，左斜笔画相对一致；从右向左运笔的笔画倾斜弧度大一些，右斜笔画相对自由。这一特征与人手骨骼的人机工学相一致。所以若要增加女书文字整体的一致性，整套字应该设计好左斜笔画的角度，并按照文字结构本身的差异，对女字依据左斜倾角加以分组。（图14）

图14.女书字体笔画的倾角，刘钊制图

一些女书字符的内部具有部件结构，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如果单纯将单字部件排列在对应的位置上，就将导致字宽的大小不一。在细致观察女书文献中的字形后，我们发现很多女书字的左右结构并非被简单的排列，而是在可能的局部旋转作用下被巧妙地叠加。（图15）因此在主要部件产生局部旋转的同时，次要部件也会为了整体结构而随之旋转，因此女书字中的次要部件角度并不一致。通过将部件形成上下和半上下结构，得以严密地控制字宽。有的字为了使女书整体字宽得到控制，打破了倾斜规则，显得极具个性。（图16）此外，女书有很多特殊的笔形，如何在字形的正确性、一致性和个性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又很有趣的事情。（图17）

图15.女书部件的叠加，刘钊制图 

图16.女书字宽的控制，刘钊制图 

图17.女书特殊笔形的处理，刘钊制图

女书瘦长的比例形成超框字体。女书这种优雅的比例，既成为它的特色，也增加了技术难度。汉字的数字字形字身的高和宽是一致的（通常是1000乘1000个单位[15]），瘦长倾斜的女书字体为了能在视觉上与正方形的汉字看起来一致，我们设定了高于1000单位的字身框。这个看似平常的设定，使女书字体的竖排特性封装难度加大。经过反复的比对，最终确定汉字和女书高度比为1000：1120。这套字体还是三个字重的家族字体，以满足女书的现代应用。三个字重分别根据文字的比例推导出字宽，细体、标准体和粗体大致为769、800和850个单位。（图18）超框的字若不对竖排时字形的表现进行特别处理，当字体设置为竖排时，字符之间必然会产生文字的重叠。因此在进行字体封装时，需要为女字字形建立一组竖排专用的字形，这些字形具有竖排专用的字体度量值。同时，文本方向转变为竖排时，对应要求的字形转换过程也需要写入相应的OpenType特性中，以便在竖排文本中调用正确的竖排专用字形。

图18.女书字体的三个字重，刘钊制图 

OpenType特性为字形的设计与变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OpenType是一种规定字库数据结构的标准，最初由微软公司与Adobe公司开发，其后成为国际标准（ISO/IEC14496–22）。使用该国际标准所规定的数据结构存储的字体称为OpenType字体。到2001年，市场上出现了数百种OpenType字体。Adobe在2002年底将其全体字库转换为OpenType。截至2005年初，大约有10000种OpenType字体可供使用，其中Adobe的字体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到2006年，主流字库厂商都在开发OpenType格式的字库。OpenType标准给出了字形度量、字形替换与字形定位的规范表述，提供了更复杂的字形变换的支持。因此，通过在字库文件中写入OpenType特性，可以使一个女书字库文件同时提供横排专用的字形与竖排专用的字形，使所有的信息容纳于字库文件的数据结构内，由此解决了超框女书设计带来的竖排时笔画交叠的问题。

女书字体需要考虑字间距的设计。除了视觉大小，女书还要设定好它的基线，才能更好地与汉字、拉丁文混排。女书的基线和汉字底边对齐。（图19）这样在横排的版式中，文字比较齐整，阅读比较顺畅。设定好这些基本要素，我们用假文进行了大量的匹配设计测试。（图20）文字的倾斜让结构和笔画本就丰富多样的女书的字面边缘和负空间变得极为复杂，使得本来很简单的字间距因为视错觉变得并不统一，于是我们创意性地借鉴拉丁字体的字间距设计方法[16]对女书进行字间距测试和调整。（图21）

图19.女书字体的基线设定，胡阿提·吾兰制图

图20.女书字体与假文的匹配设计测试，陈永聪制图

图21.女书字体字间距测试和调整，刘钊制图 

在女书字体设计项目中，我们总结出以下六点认识。

其一，女书字体设计凸显了学院派设计团体的价值，摸索出中国语言文字设计的路径。女书有诸多无法预见的因素，设计师面临的困难不但在汉字的文字设计中是罕见的，在全世界的文字设计中也极少面对，因此没有可以借鉴或者“拿来”的任何国内外经验，必须自己创建一套科学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同时，也无法依赖商业化的字库厂家来解决女书字体设计问题，这是因为字库企业在以营收为目的的约束下，项目驱动的字库产品的完成时限极短。而女书字体设计的项目，虽然主体部分仅需设计397个字符，但从调研、辨识、定形，到设计、封装、测试、发布，共需两年时间。其中每一个必要的步骤，都标志着研究型的字体设计师将成为这类字体设计的主要力量。

其二，字体设计必须进行学科交叉。从女书项目看，我们以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相关知识作为学科支撑进行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并在设计过程中与编码、计算机技术专家密切合作。

其三，在开展字体设计时，应当以正确的字形辨识、便捷的输入输出、具有良好可读性为目的。这样，既可以支持多平台与互联性的字体显示，也可以协助女书相关数据库的建设，还可为文化创意产业打好基础。

其四，女书习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字体无疑有助于女书的研究和保护。

其五，通过国际大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文种。这套字体曾经获得过D&AD Awards 2021字体设计/无衬线字体（Sans Serif）类别木铅笔奖。该作品也得到很多大型展览，如第四届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和“字道——汉字设计的现代之路艺术展”全球巡展等的邀约。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展览，有助于全世界了解女书。

其六，女书字体设计研究与字库开发，让我们再次强烈地感受到历史与文化的力量。回溯历史，了解本土文化，才能展望中国设计的未来，这也是本文主题“回到未来”的由来。

图22.女书传统体（Noto Traditional Nüshu）海报，陈月设计

图23.女书传统体（Noto Traditional Nüshu）应用效果，梁笑设计

注释：

[1] 这些归属于双方言区的县市通常对外讲西南官话，对内讲平话和/或土话。

[2] 具体到湖南省永州市，谢奇勇在其著作《“湘南土话”在永州的分布》（湘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长沙）中将永州市境内的湘南土话分为南片与北片，其中江永县所操土话属永州南片，含城关小片、下层铺小片、桃川小片与松柏小片共4个小片。流传于江永县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种特殊的书写系统（或称文字）——“女书”——与城关小片城关话密切相关。据女书传承人何艳新称，她的外婆是江永县上江圩镇人，后嫁至道县祥霖铺镇，当外婆在唱读女书时，既不使用城关小片上江圩话，也不使用祥霖铺小片祥霖铺话，而是使用城关小片城关话，原因在于城关话“好听，显得文雅些”，这隐含着城关小片城关话在女书使用者中所具备的雅言地位。（引自赵丽明：《女书文字孤岛现象简析》[M]，赵丽明、赵日新、中国民协中国女书研究专业委员会等：《女书用字比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

[3] 作为文字的女书用于记录江永县的土话，作为文献的女书主要是韵文作品，作为语料的女书包含书卷、手帕、折扇（分别称为“读纸”“读帕”“读扇”）等。

[4] 卢八女（传）、周硕沂整理、义年华录写：《玉秀探亲书》[M]，赵丽明主编、周硕沂译注：《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资料总汇》，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99—504页。）介绍了宋朝时作为妃子的胡玉秀改制汉字创制女书写信向家中诉苦的故事。另有清道光《永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43）·道光永州府志（一）》[M]，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2，第269页}载：“宋胡先和，元符间进士，官文华殿学士。姊玉秀，才学冠世，赐御书楼，给大俸禄。”清光绪《永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49）·康熙永明县志、光绪永明县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2年，525页}载：“胡先和，文学冠绝，侪辈一门皆能文，而姊玉秀尤秀出，时人谓胡氏门风似左思刘之仪，以其事类也。先和登无元符进士，徽宗时累官至文华阁学士告归。帝赐书奖之，给大夫禄以其身。先和家县东荆田，其地有御书楼遗址，其别业也。”现江永县荆田村有御书楼遗址。

[5] 1954年，江永县文化馆的周硕沂结识女书创作者胡池珠，胡池珠教周硕沂写作女字，创作《蝇形字歌》，该文及其译文后来收入《江永县解放十年志》{江永县文化馆：《江永县解放十年志》（油印本），1959年10月}，这是公开出版物中的第一篇女书作品。1982年，周硕沂将《蝇形字歌》更名为《女书之歌》，收入《江永县文物志》，这使得女书开始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受到关注。

[6] 1983年，宫哲兵发表《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湘南瑶山采风记》，这是有关女书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规范学术论文。

[7] [墨]克里斯托巴尔·埃内斯特罗萨、[西]劳拉·梅塞格尔、[阿根廷]何塞·斯卡廖内：《如何创作字体:从草图到屏幕》[M]，黄晓迪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第107页。

[8] 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电工委员会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下设的第二子委员会下设的第二工作组，负责修订国际标准通用编码字符集。

[9]] Proposal for encoding Nüshu in the SMP of the UCS：WG2 N3287 = L2/07-293[EB/OL]，https://std.dkuug.dk/jtc1/sc2/wg2/docs/n3287.pdf.

[10] 2015年10月20日举行的女书特别会议上基本同意女书编码方案，与会专家包括中国专家陈壮、赵丽明、胡欣、刘忠华，爱尔兰专家叶密豪（Michael Everson），英国专家魏安（Andrew West），日本专家铃木俊哉（Toshiya Suzuki）、远藤织枝（Orie Endo）和美国专家德博拉·安德森（Deborah Anderson）等。

[11] 标准号为ISO/IEC10646，2017年12月发布的版本号ISO/IEC10646:2017，https://www.iso.org/standard/69119.html。

[12] 主要指《中国女书合集》附录“女书字表”的字形，《女书用字比较》与《女书读本》中的字形。

[13] 其中包含国际标准字符集码表上的女书示例字形、《女书读本》《中国女文字研究》载“何艳新写女书字表”、《女汉字典》《女书规范字书法字帖》以及设计团队2020年赴江永县田野调查时请何艳新根据码表与自己的理解书写的女书字形。

[14] Proposal to update the reference glyphs in the Nüshu block and the Ideographic Symbols and Punctuation block ：L2/22-138[EB/OL]， https://www.unicode.org/L2/L2022/22138-nushu-font-update.pdf

[15] OpenType字体每个全身的单位数（UPM）默认值是1000。

[16] [荷]扬·米登多普:《文本造型》[M]，杨慧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第126页。

参考文献：

[1] 赵丽明：《中国女书合集》（全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赵丽明、赵日新、中国民协中国女书研究专业委员会等：《女书用字比较》[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3] 谢明尧、赵丽明：《女书读本》[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4] 远藤织枝：《中国女文字研究》[M]，东京：明治书院，2002。

[5] 陈其光：《女汉字典》[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6] 赵丽明、徐焰：《女书规范字书法字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7] [墨]克里斯托巴尔·埃内斯特罗萨、[西]劳拉·梅塞格尔、[阿根廷]何塞·斯卡廖内：《如何创作字体:从草图到屏幕》[M]，黄晓迪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8] [荷]扬·米登多普：《文本造型》[M]，杨慧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致谢：很多专家与女书爱好者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传承人：何艳新、周惠娟、何静华、胡美月、蒲丽娟、胡欣、陈立新、何跃娟、周荆儿

研究者：宫哲兵、赵丽明、周红金、[英]魏安、[美]德博拉·安德森、[日]远藤织枝、[日]铃木俊哉、陈永聪支持：陈壮、汤海妍、陈军、周冶陶、陶继新

顾问：[希腊]杰瑞·利奥尼达斯（Gerry Leon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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